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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侨与海上丝绸之路③|拳拳赤子心 铮铮爱国情

2017-09-06 16:34 来源:南方日报 陈萍

从火船码头走出去的梅州籍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为居住国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努力回报祖国和家乡。

据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华侨购买了救国公债11亿多元,约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身处异国他乡,当祖国有危难之时,海外华人华侨挺身而出,以购买航空救国债的形式援助祖国。

  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铭记这一历史,感恩革命先烈奉献牺牲的同时,还有一群人不应该被遗忘。他们就是曾经为民族复兴出钱出力的海外华人华侨。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出洋谋生的华侨一度被扣上了“弃民”“海逆”“自弃祖宗坟茔”的帽子,然而,当祖国家乡受到侵害之时,这些曾被人们看不起的华侨却挺身而出,为祖国的独立和民主不惜倾家荡产、奉献生命。

  在海外华人华侨的心中,茫茫的大海虽然拉开了游子和故乡的距离,但丝毫没有减弱他们对故乡、对祖国的那份血浓于水的深情。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经验时曾说:“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

  的确,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爱国华侨的持续关注和大量资金物资支持,是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陈萍 摄影:何森垚

  商贾工人纷纷捐资助革命

  有一句话这么形容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华侨是革命之母。

  史料记载,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该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凡入会之人,每名捐会底银五元。加上会费外的资助,华侨承担了辛亥革命活动的大部经费,包括历次起义枪支弹药、伙食、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以及孙中山等领导的活动费、旅差费等。据不完全统计,从兴中会成立至辛亥革命爆发,海外华侨提供的革命活动经费达800多万元,世界各地华侨的捐助约占80%。

  “辛亥革命期间,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包括社会最底层的华侨工人,为了推翻清朝,挽救危难的祖国,他们都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血汗钱捐出来支持革命。”梅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邓锐说,当时祖籍梅州的华人华侨,不论是商人还是普通工人,他们都慷慨捐资,有的甚至把两个月左右的收入都捐为革命经费。

  众多梅州籍爱国华人华侨当中,张弼士、梁映堂、梁密庵、谢益卿、谢梦池、张榕轩、张耀轩等侨领不仅慷慨捐资,他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在南洋活动的联络点和留宿地。

  印尼华侨邓树南带头捐巨资并积极奔走发动侨胞捐资,支持革命活动,在国内组织起义急需资金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全部财产押出筹得资金以应急需,故有邓树南毁家报国之誉。他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为广大侨胞和爱国人士所赞赏,被誉为爱国华侨伟人。

  这边有邓树南毁家报国,另一边则有潘植我捐三年积蓄为革命。这位爱国华侨不仅是同盟会神户支部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革命,在辛亥革命时,他还将三年的薪金积蓄全部捐献给革命活动作经费。此后,潘植我还捐巨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营造墓地,在那座由墨绿色的72块“献石”组成的巍巍纪功坊中,就有潘植我捐资建造的一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海外华人华侨迅速行动起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在抗战期间,他们抱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决心,上至工商巨贾,下至贫民、乞丐,社会各阶层人士以义捐、义演、义卖等方式筹集善款。

  “买一朵花呀,买一朵花;这是自由的花,这是解放的花,买了花救你的家……”这是新加坡丰顺会馆积极组织妇女小组卖花募捐时唱的一首歌,同时他们还组织文工队表演话剧、歌咏、武术等向各方筹款。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包括梅州籍侨胞)有400多万人,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在抗战八年,华侨捐赠了大量资金和物资。据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华侨捐款约达13亿多元(相当于1931年南京政府财政收入5.53亿元的2倍),购买了救国公债11亿多元,约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1/3,这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

  梅州籍的华人华侨和其他华人华侨一样,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挽救祖国人民于危难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梅县华侨捐款总计国币734350元,大米2400多包,以及枪支弹药等物品一大批。1940年,中国银行梅城办事处升为支行,梅县松口、兴宁、大埔、丰顺亦相继设立办事处,每年接收侨汇存款约200万美元,这些款项为祖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持和巨额的军费补充。

  加入革命团体宣传先进思想

  在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海外的华人华侨不仅倾囊相助,还在精神上对国内的革命给予最大的支持,发出海外的声音,声援国内同胞奋起反抗。

  1894年,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同年11月24日,20多位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在檀香山聚议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兴中会总会,得到华侨的热烈拥护。据统计,兴中会300名成员中的200多位是华侨。

  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反清革命军事干部,学校创办之初有14位学员,“其中梅州籍华侨便有李锡青、刘群立、饶齐公三位,从此,梅州籍的华侨华人开始投身到辛亥革命中来。”梅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邓锐说。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求“救亡图存”之法,1904年,谢逸桥、谢良牧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影响,谢氏兄弟充分利用其在海外的资金优势和人脉优势,投身民主革命事业。

  1905年冬,孙中山从海外派遣梅州籍华侨谢逸桥、温靖侯、姚雨平、谢良牧、梁鸣九、郭公揖等回国,在潮州、嘉应州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第二年春,他们利用温靖侯之父温慕柳的声望,着手与嘉应五属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如五华的张谷山、李济民,兴宁的肖惠长,平远的林鲁传,蕉岭的丘逢甲等人进行联系,在嘉应五属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都建立了同盟会组织,会员达几千人,还协助岭东名儒丘逢甲、温仲和办理汕头同文学堂,传播新学,宣扬民主,宣传革命道理。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下,谢逸桥、谢良牧领导岭东地区同盟会员联络洪门会党,同盟会的人数迅速增加,革命事业如火如荼。

  在梅县区松口镇,中国同盟会建立了第一所革命干部学校——松口师范传习所及体育传习所,也称“松口体育学堂”,它由印度尼西亚华侨在潮汕铁路公司任总经理的张公善(张榕轩的长子)捐助2000光洋,加上谢梦池等的资助而开办,由留日学生谢逸桥、温靖侯、谢良牧等为学校主要领导人,聘请东南亚归侨梁鸣九、姚雨平等为军事教员,留日体育学校毕业生为器械体操教员,著名拳师谢仲文、张玉堂为传统武术教员。

  据了解,松口体育学堂是广东省最早的体育学校之一,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体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弘扬发展了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了西方体育,使粤东地区老百姓初步了解了西方体育,其培养出来的军事和体育人才,在各地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周增、饶辅廷、林修明、张学龄四人是该学堂师生;姚雨平任北伐军总司令;谢良牧亲率松口体育会的革命同志赴广州联络新军及学界策划革命。

  此外,谢逸桥、谢良牧还创办同盟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在宣传革命,组织武装起义,发动募捐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清末粤东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华侨在海内外的舆论宣传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为感谢梅州籍侨领对辛亥革命的支持,1918年5月28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经汕头时,到粤东视察,特意率胡汉民、姚雨平等随员到梅县松口探望谢逸桥、梁密庵等老同盟会会员。

  参与武装斗争甚至献出生命

  在革命期间,梅州籍华人华侨不仅捐资捐物,宣传先进思想,更有人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由孙中山直接、间接发动了10多次武装起义,每次都有不少华侨参加,不少还是以华侨为骨干。“梅州籍华侨和全国各地侨胞一样,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孙中山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提供了经费和物资,而且还有不少人弃商从戎,积极参加革命队伍,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梅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邓锐说。

  1911年3月29日,由孙中山领导,谢逸桥、谢良牧力促,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梅州籍参加起义的同盟会会员有3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首期参加体育会结业的师生,也有梅州的华侨、归侨踊跃参加,他们出生入死,奋不顾身,起义中牺牲的烈士有蕉岭的归侨林修明,梅县的归侨郭典三等人,这次史称为“辛亥广州3·29战役”,慷慨悲壮,撼动了清王朝的根基,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地华侨还组织敢死队、炸弹队,回国参加光复各地的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州籍华人华侨不顾侨居国政府的种种禁令和刁难,不计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纷纷抵制日货,在侨居地广泛宣传并开展“不卖日货”,不运输日货,抵制日货运动,不与日本银行及保险业往来,不为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商店服务,不搭乘日轮,华侨报纸不刊登日方广告,不输送日本军用品等抵制日本的活动。

  为了支持中国的民族企业,不少华侨还回到中国,进口国货到侨居地销售,同时号召广大华侨使用和出售国货。丘元荣等华侨抵制日货运动更是声势浩大。“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广大华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华商因长期抵制日货而破产,华工罢工后衣食难保。”邓锐说,即使如此,爱国华侨也情愿受失业之苦。

  由于海外侨胞纷纷参加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在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大幅度下降,日本的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受到一定的打击。加上舆论上的宣传,海外华人华侨以行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祖国持久抗战。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数以万计的侨胞不远万里,或在各地华侨救亡团体的组织和资助下回到祖国,或在亲人的帮助下回国,或回国成立义勇军、志愿队等,或直接从军杀敌上战场,或穿梭于前线后方进行战地服务救死扶伤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仅回国参加抗战的广东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据当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的老同志回忆,抗战期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较为出名的梅州籍华侨有:刘复之、钟庆发、李介夫、陈龙、廖冰(女)等等。

  ■典型人物

  爱国华侨萧维梅女儿萧湄琬:

  父亲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奉献一生

  爱国华侨萧维梅侨居缅甸近20年,为发展华侨爱国进步力量、推动缅华爱国大团结、发展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缅友好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早年在国内,萧维梅就积极投身革命。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激起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反抗。中共梅县县委和共青团梅县地委联合成立武装斗争委员会,发动暴动,萧维梅担任武装暴动副总指挥。

  1939年,因国民党搜捕,萧维梅与组织失散,于1940年带妻子经香港到缅甸。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到汕头,在汕头、汕尾等地继续革命。

  1946年萧维梅再赴缅甸,从事华侨爱国文教工作。萧维梅历任仰光应和会馆监事、仰光育新学校校长、缅华教师联合会主席、缅华文化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缅甸华侨中学副校长兼教导主任等。他参与发起和组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代缅甸华侨社会具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例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中缅建交、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明履新、欢迎国家领导人访缅等重要活动。

  “在几个兄弟姐妹里,我跟父亲生活的时间是最长的,记得在缅甸生活期间,父亲常常很早出门,很晚才回家,一心都扑在工作上,而且后期他血压高,身体不太好,但仍呕心沥血,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父亲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奉献了一生。”萧维梅的女儿萧湄琬说。

  萧维梅不仅自己从事爱国事业,也时常教育子女要爱国,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萧湄琬回忆说,她和兄弟姐妹都是以父亲为榜样,继承父亲的遗志,“大哥为国捐躯了,我们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谨记父亲的教诲,爱党爱国,积极工作。”受父亲的影响,萧湄琬也一直从事侨务有关工作,退休后依然发挥余热,担任北京缅甸归侨联谊会会长。

编辑: 马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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