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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侨与海上丝绸之路⑤|漂洋过海递乡愁 手攥银信报平安

2017-10-11 15:37 来源:南方日报 陈萍

梅州市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收藏了大量的侨批,这是其中的三封。

梅州籍“水客”谢绍宣所持的水客汇款介绍书。

由华侨华人从海外带回来的铜鎏金大理石女神座钟,收藏于梅州市客侨博物馆内。

收藏于梅州市客侨博物馆内的各种“洋物件”,大多由“水客”从南洋带回家乡。

  在以前,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在华侨大厦、华侨旅社,总能见到几个梳着大背头、头上打着厚厚的发蜡、穿着光鲜的人在那里与众人谈笑风生,他们的到来总能引起周围人们的低声热议,这群人就是“水客”。

  在通信和快递业还不发达的年代,“水客”既是信使,又是快递员,更是将男丁带到南洋谋生的“引路人”。秉着诚信的原则,他们帮海外的华侨带回养家钱照顾亲人,同时也为家乡人捎去思念,慰藉在外打拼的华侨。

  在梅州华侨华人历史中,“水客”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群体,它在梅州客属地区侨汇输入、沟通南洋与祖国等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在那个年代,正是有了“水客”在从中沟通,使得大量外资注入,家乡的公益事业得以快速发展。”梅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邓锐说。

  南方日报记者 陈萍 本版摄影:何森垚

  往返两地 便利侨民兼利己

  “往南洋营生人多,遂有一般来往代递信及资财者,名曰“水客”,不下数十百人,年节定期返乡,日大帮,余不定期日小帮,业此致富者殊不乏人,故咏曰:‘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侨民兼利己,运输财币返家乡。’”梁伯聪的《梅县风土二百咏》一书中是这样介绍“水客”的。

  众所周知,选择下南洋的人之所以愿意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忍受着长期的思念之苦在异国他乡打拼,为的就是养活在家乡的一家老小,改善生活。因此,当他们挣了钱,日子安定下来以后,急需与家乡的亲人联系,把钱送回去,这时就产生了“水客”。

  “起初这行也是通过个人向亲朋串门联络的方式开展业务。”邓锐介绍,“水客”也是华侨,刚开始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水客”,而是趁回乡之便帮人带款带物,会得到一点“红包”。

  随着华侨华人数量的增多,有带款带物需求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有经商头脑的人看到其中的商机,开始了一项新的职业——专为旅外侨民带银信回国,每次带款便按规定收取若干佣金,他们同时也就运用身上的部分现款做起生意。这类托带钱银的交收买卖,并不发出收据或任何担保的文件,而是全凭相互信任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这种行为逐步在华侨社会形成制度化,这是最早的“水客”。

  梅州地区的“水客”以汕头为中转站,再以梅县为据点,往返于兴梅和东南亚之间,据统计,梅州“走大帮”的‘水客’居多。“春节、中秋、端午这些节日“水客”一般都会回来,一般是一年走3趟,回来以后在梅州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把钱、货、信送到各家手中,顺便也带一些这里的特产回去卖,来回都能赚钱。”梅州市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说。

  据邓锐分析,“水客”这一职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期、成熟期、全盛期、衰落期四个时期。

  有史料记载,17世纪初,就有“水客”往来于南洋,起初“水客”利用小店铺做据点,凡是要带款回国或要“水客”从家乡带消息的人,都利用空闲时间到店铺询问或委托,有些华工还把钱存放到信誉较高的店铺内,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委托“水客”把钱带回家乡,久而久之,这些店铺就成了海外“民信局”的前身,专为汇款的华侨服务。

  明永乐年间我国民信局正式成立,至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是“水客”的成熟时期。在这期间,海内外交通、金融业逐渐发展,“水客”从一开始带“人、信、财、物”并重,逐渐变为主要递带“银信合封”的侨批,原始的“水客”便转变为成熟的“水客”。鸦片战争至清末时期则是“水客”的全盛时期,因为出国谋生的人与日俱增,银元和法币相继出现,国际金融的转换也从物物交换变成了钱币转换,产生了大量的侨汇,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发展。

  多种经营 递带人、信、财、物

  “下番系有‘水客’转,搭钱搭信报平安。”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水客”的出现就像是雪中送炭,给家乡的人们带来了远方亲人安好的消息和维持生活的经费。由于许多“水客”坚持诚信经营,并且热情地提供代写书信、代传口信、代带物品、通报亲人的情况等服务,深受海外侨胞及其在家乡的眷属的欢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贴心人。

  今年已经78岁的陈伯以前家里有亲戚在南洋,通过“水客”搭回了不少的洋玩意,其中几块瑞士出产的手表是他的挚爱,几十年来一直戴在手上不舍得换掉。“这是一种纪念,那时日子过得艰难,亲戚从南洋托“水客”寄一些钱回来帮衬着。”陈伯回忆道,那时全村都翘首期盼“水客”到来的日子。

  根据经营业务的内容和地域不同,“水客”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国外“水客”,被称为“走水”,也被称为“溜粗水”,或称“洋水客”等等,是指来往于家乡与海外,为侨胞携带钱物等的人员;第二种是国内“水客”,来往于国内的城乡之间,替国外“水客”带款携物之人,被称为“吃淡水”“巡城马”;第三种是客头,是指“水客”中专营带人业务的人;第四种是专门往来香港、澳门与内地城乡之间的人员,以“走单帮”的带客货为主,也有受港澳同乡会、社团的委托代带侨汇的,他们所带的款项虽与侨汇有关,但并非在海外直接收汇。

  然而,“水客”的分类并非绝对,只是相对而言,为了生存和发展,“水客”一般都是多种经营,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职业,他们不仅仅是帮助带信、带钱、带物,还带人往返海外与家乡之间;不仅走海外,也走港澳、国内各地。

  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水客”,即带人的“水客”——“客头”,他们主要是携带国外亲人要求出洋的妻儿或亲友。“水客”所带的出洋者,少则二三人,多则可达二三十人,也有“水客”把在海外出生的新一代客侨带回家乡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因此,“水客”也时常充任引领、介绍新移民(俗称新客)的角色。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为了语言上的相通和感情上的融和,华侨在当时都愿娶家乡女子,从而出现了华侨到家乡的“娶亲热”,“水客”业便相应出现了“包做媒人,包护送完婚”的“喜事双包热”,“水客”帮南洋侨民回乡物色女子,并带往侨居地成亲。

  “……至若佑华哥前月由广济堂寄回国币9200000元,系其娶妻之用,凡事一切均由大人及秦弟主裁,前信谅亦详悉,并新作速娶回,以便同秦弟早日来埠……”这是一封印尼华侨写给其母亲的侨批,里面清晰地表达了这位华侨愿意回乡娶妻的心愿。

  “干这一行的‘水客’,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伦理和客家的民俗风情有较丰富知识,同时还要品德优良,才能扮演这种角色。”邓锐说,“水客”不仅带妻,还从海外带华侨子女回乡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海外华侨纷纷选择把孩子送回家乡,让新生代华侨了解故乡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培育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在年少时被“水客”带回家乡居住,随母亲生活,入塾读书,到一定年龄时再出洋,俗称“割尾巴”。

  沟通海内外 促进侨汇增长建设家乡

  “水客”常年奔走于各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行业也不是人人可做的。据一位印尼华侨回忆,他小时候有几位同学的父亲就是“水客”,“需要能吃苦、交游广、人缘好、性格温和低调、诚信可靠,得到亲友(主客)的依赖,具有任劳任怨为人服务心态的人才能胜任”。

  诚信是“水客”立足的根本。“水客”大多没有经营场所,他们一般住在小店铺、客栈,其业务的获得大多靠熟悉的同乡或亲戚,因此“诚信”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有一位“水客”叫邹天彩,他诚信经营的故事流传至今,他所经营的每一笔侨汇都准确无误,海内外均对其赞誉有加,因此他的业务得以快速发展。

  1947年,邹天彩带着有身孕的儿媳回家,由于当时战乱,加上国民政府的腐败,从马来西亚到达汕头,上岸时海关人员对邹天彩进行了搜身,邹天彩所带的港币被查出来没收了,所幸藏在儿媳身上的钱没有被搜出来,但他也损失巨大,不仅亏了业务费,还要赔偿,如果是一般的“水客”,碰到这种事情,都会开溜,但邹天彩没有,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卖掉了自己在梅城的店铺,还清了所有的钱。

  “水客”不仅要有诚信的品质,还要具备健壮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应变能力。

  “梅州地处内陆,在以水上交通为主的时代,这是非常不便的。”邓锐说,往来于梅州和海外的“水客”比潮汕地区的“水客”更添几分艰辛,他们一般沿着梅江、韩江顺流而下出海,在茫茫的大海上颠簸数日,然后才抵达目的国。

  据史料记载,当时华侨所乘坐的轮船体积小,速度慢,船体摇晃厉害,从汕头到新加坡需要10多天,而且在船上的生活条件也不好,大家吃住在一起,通风不好。不仅旅途艰辛,在国外收取钱物的时候“水客”也是风餐露宿,走到哪住到哪,一点一点地把当地华侨的钱物搬到旅馆,当有赢利时便踏上返乡之路。

  “水客”的个人行囊就是一个背包,里面有被子、换洗衣物、小铁锅、炭炉、饭甑等炊具,再加上一个行军床,这些是他们在海上度日的必需品,回乡后看似光鲜的“水客”在旅途上过着流浪般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忍受着思念家人的痛苦和海上的大风大浪。

  在那个通信业和金融业并不发达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水客”是沟通侨情、畅通汇路的重要力量,“水客”业对于“疏通信息,引导新客出洋,密切华侨与祖国的联系,沟通侨汇,繁荣乡梓”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水客”也是华侨,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和其他的爱国华侨一样挺身而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南亚各处海口交通几乎宣告断绝,侨汇路线受阻,梅州旅居南洋群岛者众多,因为交通断绝,人员不能往来,信息不能沟通,不能接济家庭,人人都焦急万分。就在这时,不少梅州“水客”海外送子回国参加抗日。据有资料可查,旅泰梅县籍华侨钟镜泉,1940年6月送其子钟志坚随“水客”返国投军。

  “水客”对侨汇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由于早期的水客没有纳入国家体系,所以难以统计具体的输入侨汇数目。据1941年《梅县建设》记载:“往来南洋每年三次“水客”约有三四百人,代侨胞带回汇款每次在200万元以上。”据1988年版的《梅县市金融志》记载:每次年关如遇“水客”汇款未到,市面冷清萧条;“水客”一到,则市面顿时活跃,各行各业均呈兴旺景象。

  ■链接

  梅州登记在册的“水客”累计达822人

  1950年1月20日,省政府为保护华侨及“水客”的正当利益,公布《“水客”管理暂行条例》,各县银行开始对“水客”进行登记管理,并成立“水客”公会。梅州各级人民政府公布“水客”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凡经营“水客”之业务者,均需办理登记、具保、批准、发证,未经批准不得经营。据统计,梅州各县经营此业者先后累计达822人。其中:梅县447人,兴宁34人,大埔296人,蕉岭45人,诚然也不排除还有一些兼职或者不是经常经营的“水客”没有登记。

  ■轶事

  诚信“水客”邹天彩

  邹天彩从事“水客”业的第一站是在马来西亚怡保。这位踏实肯干的客家人到达怡保后,便马上开始了深入的调查访问。经过了解,邹天彩得知怡保有大量的客家人,特别是梅州平远人姚德胜在怡保就有大矿山,根据以亲托亲的惯例,姚德胜的周边有不少平远人以及平远周边的客家人,但是,他们主要散居在锡矿山、农村等地。

  权衡利弊后,邹天彩决定在怡保梅州人士较为集中的矿山、农村找一个较为便宜安全的旅馆,然后提着袋子,像乞丐一样,登门拜访当地的知名人物,获得信任后,才开始挨家挨户地自我介绍,询问登岸准证情况。

  一开始时邹天彩主要是帮忙带钱回乡,后来帮带一些衣服回乡,类似现在的快递和银行,他对这些钱物进行造册登记,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后来邹天彩的业务发展了,不仅带钱物回乡,而且还从家乡带人出国。据统计,邹天彩累计带有近千位家乡人到达海外与家人团圆,或者在外谋生。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加上日益丰富的人脉资源,邹天彩“水客”经营的范围不断扩大,信誉度和名气也不断增大,业务步上了正轨,经营资本也不断扩大。后来,邹天彩的业务发展到了马来西亚的其他地方,还有印尼和泰国等地。

编辑: 马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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